“剥削”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对现实有一定的解释力，可符合事实的故事未必能够开启未来。言说即创世，创世有风险。如果我们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需要的其实是珍惜每一次对话的机会。学术文本的意向性最为澄明，不仅对于解放思想而言很有必要，而且可能解锁许许多多的“第一次”。为了激发大家聊想法、做事情、留名声的热情，我们还可以尝试将成就上链。

语词关涉了记忆的传承与公共记忆的形成，人与人通过语词建立联系，这一联系能够跨越时空。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的追问》的语词与海德格尔建立联系，也与一切读过《技术的追问》的人建立联系。除了建立联系，语词还可以用来自由地言说，或是商量事情。围坐在壁炉旁边读书曾经是一种美好的生活，同样，大家一起商量事情，一起做事情，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建立联系，也是一种古老的存在传统。而在工业化带出的全球化背景下，作为美好生活的读书和作为存在传统的商量事情，都逐渐处于遗忘的边缘。无法自由地言说，无法商量事情，是工业化带给文明的最大危机。

 “剥削”叙事作为意识形态

每种宏大叙事当中都蕴含了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按照阿多诺的说法，就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幻觉”，即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其实是错误的、同时又是必要的一种社会意识。

在这里，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意识形态不是普通的社会意识，而是必要的、同时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社会意识，但它确实是错误的。第二，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和批判也总是在意识形态中进行，意识形态是无法摆脱的，我们能做的事情不是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而仅仅是减少意识形态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对社会的改良。第三，意识形态就像一张棋盘上的规则，我们作为棋手，我们所下的每一手棋都会影响整个棋局的形势，但不会撼动棋盘的规则，除非我们开始对规则进行反思和言说，探讨规则的目的并不是掀翻棋盘，而是为了让游戏更好玩。

意识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沉淀在形形色色的宏大叙事当中，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命运。现代很多年轻人反感宏大叙事，拒绝一切宏大叙事，但这种拒斥态度本身，也源于形如“一切宏大叙事都是欺骗”这样的宏大叙事。

就我们目前所流行的宏大叙事当中，最需要得到反思的一类，乃是关于“剥削”的宏大叙事，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基于对他所处时代的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现了一个简单的规律：越多的人有组织地从事生产性劳动，国家就会越富有，反之国家就越贫穷。原因在于，非生产性劳动者（牧师、医师、文人、律师、演员、歌手、舞蹈家）的劳动，无论尊贵与否，都是随生随灭的，无法持存。比如，一张桌子生产了之后，哪怕时隔多年，也能与他人交换、贸易，而一场演说结束之后，没有任何作品留下来。于是，亚当·斯密从持存性出发建立了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高扬生产性劳动的价值，强调了自由市场、私人企业和劳动分工对于勤劳致富、节俭致富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语境当中，资本的规模反映了资本家的美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承了亚当·斯密对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但却惊讶地发现，勤劳未必能够致富。原因在于，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往往低于劳动者实际应得的回报，资本的增殖依赖的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于是，资本的规模反映的不再是资本家的美德，而是资本家的原罪。

关于“剥削”的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危险之处在于它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存在作为观念前提。它越是让人感觉符合现实，这种观念前提就越是牢固，使得诸多可能的关系无法得到揭示。最终，它在揭示不公平的现实的同时也让现实变得更加悲惨。

我们不能用小农思维来理解全球化格局下的经济问题。在过去的农村，地主是典型的食利阶层，似乎打土豪、分田地就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会。第一，小农思维是保守的，不能带来制度层面的革新。旧地主被打倒了，如果分配制度没变，新的地主仍然会上台。第二，小农思维与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是脱节的。在过去，地主是看得见的，在今天，资本的流动变得无比隐蔽，被动接受分配的普通人根本无所察觉。不过即便如此，批判精神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我们批判的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些落后的观念，让持有这些观念的人产生警醒、自觉和反思。

我们要批评的是落后的观念。任何人都生活在历史中，都有自己的历史性，这些历史性首先体现为观念的沉淀，因为人的行为受自己的观念支配。每个人意向世界的深处都沉淀了大量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是善的，能够激励人彰显自己的神性，比如“让身边的人感到舒服”、“尊重他人”、“悬搁自己的先见”、“锻炼身体有益身心”、“做事情要一点一点做好”、“关心身边人的诉求”、“积极与身边的人建立连接”、“需要爱护环境、珍惜能源”、“关注细节”、“在生活世界中寻求意义”；有些是恶的，会让人彰显出自己的魔性，比如“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少数人剥削大部分人”、“只有靠剥削他人才能获得更多的游戏筹码”、“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剥削的社会，不剥削别人就只有被别人剥削”、“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谈论理想是没有意义的”；有些观念无关善恶，属于私人领域。

我们时代早已产能过剩了，大家原本都有可能积极探索生活的可能性，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让底层的生活也充满尊严，但就是由于这些恶的观念的存在，使得对新秩序的探讨变得无比困难。而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至关重要的常识性观念，反而被这些恶的观念遮蔽了，几乎无法在谈论事情的时候被提出，比如“这个世界可以是人与人相互关爱、相互理解、相互启发的”、“时代的趋势依赖每个人的选择”、“解放思想本身就是最崇高的事业”、“挣钱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追寻的是更美好的生活世界”、“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下，许多公益项目根本就不可能挣钱”、“好的社会应该每个人都能过得幸福”……甚至，个别人由于凭借恶的观念吃到了时代红利，反而觉得这些常识性观念都是瞎扯。

可是，批判是无比困难的。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愿意展示出自己的神性，把关于善的观念言说出来，对于一些恶的观念避而不谈，内心深处却又十分信奉，甚至听到对这些观念的批判也无动于衷，仅仅想着自己不表现出来就可以了，结果使得自己的思想也被这些恶的观念束缚，无法再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技术时代在加速发展，游戏规则需要不断变化，才能适应新的环境，让每个人都逐渐过上更好的生活。由于共在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所以尽可能地帮助身边的人，尤其是帮助他们解放思想，才是让我们也过得幸福的前提。在古罗马，奴隶主整天让奴隶陪着自己玩，最后思想与趣味都被奴隶同化。而在英国皇家学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大家积极竞争、相互启发，最终成就了一大批不朽的科学家。

由于批判的困难性，恶的观念有时候会让人感到根深蒂固，使得公共生活彻底消解。持有恶的观念的人也由于对自己的观念缺少反思，无法真诚地谈论公共事务，反而会不断阻碍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自己甚至还觉得在做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就会显得十分荒谬。与此同时，这些恶的观念在狭隘的语境中会显得不证自明，反而传播速度非常快，结果就导致社会成了一个勾心斗角的修罗场。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职员如果读书少，视野不够开阔，也可能被这种观念裹挟，无法看见真正的治理之道，不仅无法推动地方的发展，反而让地方秩序日趋恶化。

在新的全球格局下，“剥削”叙事的危害在于，它开启的是一场逃避能指的“躲避球”游戏，让人更加努力遮掩而不是反思那些恶的观念。毫无疑问，底层的生活惨状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底层生活品质得到提高，那么中产阶级就不用担心阶层跌落的问题，社会的内卷就能得到改善，大家就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探索人生的意义。作为被剥削者，底层向社会发出诉求显然是合理的，但底层并不能得到实质性的回应，底层能够听到的只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而无论是“剥削者”、“资本家”、“企业家”还是“政治家”，指向的其实都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而不是具体的、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事实上，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可能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都或多或少扮演了“食利阶层”的角色，形成的其实是层层食利、相互防备的格局。

长远来看，无论是食利阶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注定被历史遗忘，一死皆空。

没有公共生活的时代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剥削”的语境在观念中预设了“食利阶层”的存在。

在实际情况中，按照亚当·斯密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其实只要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都已经或多或少成为了食利阶层，只不过有人食利多，有人食利少。食利阶层与底层不仅不对立，而且可能有高度的重合。比如一个包工头，他可能既作为社会底层，又作为吞噬手下员工利润的食利阶层，同时他还作为被上级食利的对象。

如果食利阶层已经在底层的观念中存在，而且关于“剥削”的叙事成为了底层所接受的核心叙事，于是，被剥削者思考的问题并非革新制度，或者接受更复杂的现实，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从而不断增大自己的自由。而每个社会阶层能够容纳的人数都是有限的，如果僧多粥少，又没人做蛋糕，那么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就无从避免。与此同时，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某种共同意向着的可能世界现实化的过程，如果只有极少数人思考更美好的可能世界，大多数人在观念中无法摆脱剥削叙事，那么无论多么美好的可能世界，都难以凝聚成为大家的共识，现实就会持续保持“剥削者—被剥削者”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伴随了大量的内斗、内耗、空转、空耗，反而导致每个人都处于不幸当中。

在现代社会当中，人的境遇愈发显得荒谬起来，因为伴随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物质产能早已过剩，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解决必要性领域的事务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人类文明的内耗和空转却同样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带来的结果竟然是食利阶层也和劳动者一样凄惨：劳动者在系统当中苦苦挣扎，在工作完了之后疯狂寻求刺激，比如刷短视频解压；咸鱼翻身的食利阶层获得所谓的“自由”之后，也往往不会自动成为言说者和行动者，他们并不会主动关心公共事务，所做的事情无非是娴熟地从事躲避球游戏，或者是不再相信爱情，或者仍然保持勤俭的生活，同时本着为后代好的思路，兢兢业业地教导后代，引导他们掌握他们所认为的关于食利阶层的游戏规则与策略。

表面看来，每个人都在努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但奋斗的方式却是勾心斗角、逢场作戏、相互内耗、彼此算计、层层盘剥，导致的结果反而是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思想所限制，看不到新的可能性，难以本真地追寻人生理想，处在自我思想的囚笼当中，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困境。而且，剥削的技艺（比如讲鬼故事、胡萝卜加大棒、用债务作为驱动力……）是能够不断循环的，一个人越是操持相关的技艺，就越是熟练，也就越是产生依赖，甚至逐渐为自己的技艺精湛感到骄傲和愉悦，认为自己“管理有方”，与此同时，被剥削者的成长就是学习相关技艺的过程，这些微观的技艺传导机制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慢慢地让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

可悲的地方在于，对自我的限制也伴随了对他人的限制，我对他人作出的限制的同时他人也对我作出限制，如果思想没有得到解放，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过度的相互钳制。

有钱之后的食利阶层似乎什么都能买到，但人类文明的公共领域已经几乎坍塌，技术环境则是日益体系化，工业文明正在按照不断加速而又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现代的富翁能够成为八卦的头条，但却几乎不可能享受公共生活，几乎不可能享受畅谈公共事务的快乐，几乎不可能扭转时代，像弥赛亚一般去完成救世行动。荣耀与不朽已然成为遥远的过去。

反过来，一些勇于发声、试图讨论公共事务、试图让社会变好的知识分子，可能兜里没几个钱，还会被扣上形如“公知”、“臭老九”、“你关心什么国家大事”之类的帽子。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没挨过骂、没受过气，那么他肯定不是合格的知识分子。

可以发现，在关于“剥削”的宏大叙事中，食利阶层一边讲鬼故事，一边忙着玩躲避球游戏，知识分子不断挨骂，被剥削的底层拼命挣扎，却仅仅只是为了提高阶层地位，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这一宏大叙事带来的是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即便我们产能已经过剩，社会上却无人幸福，底层仍然饱受摧残、缺少尊严，食利阶层只敢偷偷享乐，无法赢得荣耀，渴求名声的知识分子不断挨骂，即便持续付出大量心血，但就像精卫填海一般没有尽头，因为一切关于可能世界的叙事，都被看作与现实无关的故事，而非有待现实化的故事。比如，在商议公共事务的时候，大家的共识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探讨上，而是建立在“我们都是‘规则制定者’”的基础上，从而才能获得信任感和安全感，反过来，不管你愿景描述得多么具体、多么切实可行、多么美好，一旦没有给出能够挣钱的流动性机制，很多时候就都是白谈。因为“美好”已经变得和“钱多”等价了。

“剥削”叙事不仅有非常强的排他性，而且摧毁着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每个人在对话过程中都要担心，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骗自己。一个社会底层一旦接受了“剥削”叙事，他眼中的富人乃至知识分子全都会成为潜在的剥削者，他可能莫名其妙地就会对身边生活过得好的人产生攻击性，这也让他难以再接受别的叙事，难以看见新的可能性。原因在于，相比于那份刺痛心灵和肉身的沉重记忆，那种可望不可即的美好生活所绽出的光芒显得有些过于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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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关于“剥削”的记忆早已沉淀在许多现代人的骨髓当中，这份痛苦的记忆如同跗骨之蛆一般，让每个人都不愿提及又无法忘记，所以关于“剥削”的宏大叙事都作为意识形态在无意识的维度中支配了大多数现代人的行为，这反而使得现代人难以在产能过剩的时代协商公共事务，积极对话，开启新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开启新的文明，迎接新的秩序，需要的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努力，把历史酝酿成酒，在悬崖栽种鲜花。

这种努力首先是思想上的努力，是言说层面的努力，需要我们直面沉淀在意向生活中的无主之债与债务动力学结构，积极拥抱现代技术条件提供的存在可能性，然后学会接纳，也学会遗忘。

言说与创世

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存在的家。赫拉利会认为，人是会讲故事的动物，通过故事成立想象的共同体。这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就是言说活动向来就是创世活动。我们通过言说创造可能世界，人类诸多文明通往未来的历程乃是各自公共的可能世界得到现实化的历程。

作为创世活动，言说的意向并没有真假的区分，而是空虚与充实的差异。一个人说，我要读100本书，他如果没读，这句话并不是假的，而是空虚的，因为他仍然可能在未来去充实这句话。即便他说的是，我一年之内要读100本书，然后他一年之后没有完成这件事，甚至一本书也没读，那么他说的仍然不是假话，而是空话，是没有充实的话，而这句话也丧失了得到充实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做读书这件事，但他曾经所表达的“我一年之内要读100本书”这个意向仍然是真实的，那种决心仍然是真实的，这个意向可能会激励他身边的人读书。一年之后，他身边的人发现这个人没有读书，于是感到这人不守承诺，不再信任他，但他们曾经也已经受到这个人的激励而读书了。如果这个人一开始的意向就是激发身边的人的读书的渴望，并且做好了被人不信任的准备，那么他仍然是一个真人。

故事的实际性就体现在故事恒常作为有待充实的可能世界向所有人敞开。比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其实，“共产主义”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communism应该翻译为“公共主义”，即把公共生活作为核心关切。而“共产”其实预设了某种形如“生产为本”或“生产至上”的观念，而在产能过剩的时代，其实大家不再需要共同生产，生产只是诸多公共事务中的一类事务。）社会，每个人在产能过剩的时候，都能基于一种自己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而出发，追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的理想也既不真也不假，它仅仅是还不够充实，所以尚未实现，我们可以不断通过言说和行动去充实这个理想，在这个过程中彰显自身的卓越。

而在“剥削”叙事当中，我们发现的是事件的结构先于我们对符合性的判断，并主导了我们的行为选择，但事件的结构却往往不被人察觉。很多人会认为“剥削”叙事是符合现实的，这种信念会让他们陷入到这个事件的结构当中，在这个结构中，他们所能选择的角色要么是被剥削者，要么是剥削者，永远无法超拔出来。同时，这种叙事又是如此切合了现代人的实际经验，如此容易让人相信，以至于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进而，大多数现代人行为选择也受到这个意识形态支配，最终不断强化这个意识形态，导致了社会革新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相比系统地反思整个时代，不管是玩躲避球游戏，还是努力往上爬一个台阶，初看起来显然要轻松许多，要踏实许多。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躲避球游戏或是内卷当中，不再协商公共事务之后，整个文明的危机不断积累，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能够过上轻松的生活。

于是，我们发现了语词的量子效应：作为创世活动，言说可能开启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可能强化旧世界的缺陷。

为了凸显这一效应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借鉴“薛定谔的猫”，创造“薛定谔的语词”这样一个概念。在装有镭和氰化物的盒子中，猫的状态是存活与死亡这两种可能性的叠加，是死是活只有打开盒子才知道。同样，在任何一个我们试图讲出的故事中，这个可能世界将引导现实世界变好还是变坏，也是难以预测的。

当然，故事中叠加的可能性要更为丰富，因为每个听故事的人都会从自己的立场和境遇出发对故事作出回应，好的故事总是会源源不断地延续开去。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这些爱讲故事的言说者，我们需要保持谦卑，学会承担言说活动的责任，学会对故事的结构进行持续而深入的反思。如果故事讲得好，我们就化身为照亮世间的神，如果讲得不好，我们就化身为蛊惑人心的魔——是神是魔，也只有讲出故事之后才能知道，这也就是我们作为言说者的神魔二象性。

花与刺刀

最近当数字游民，经常发起读书会，慢慢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大家都很喜欢聊天。和小郭聊天的时候，小郭给我分享了他很喜欢的一幅艺术作品——《花与刺刀》，也叫《华盛顿鲜花女孩》，画面记录的是1967年10月21日这天，17岁的美国女孩简·罗斯在华盛顿反战游行中用鲜花对抗枪炮刺刀的历史性时刻。非常简单的一幅画面，却带给了我强烈的、难以忘怀的震撼。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我们这个信息资讯发达的时代，大家早就意识到了，战争往往是转移社会矛盾的一种途径，而在现代文明当中，发动战争的成本和不确定性都大幅增加。与此同时，面对贫富差距的分化，以及诸多形如金融泡沫、社会结构僵化、民粹主义等问题，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非常沉重。当我们痛斥凯恩斯主义，痛斥上市公司卷钱跑路时，我们又感到迷茫，感到无家可归。明明工业文明的产能已经过剩，社会当中仍然充斥着林林总总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相互戒备，相互设防，无力协商公共事务。

按照芒福德的观点，对话乃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原因在于，我们首先活在一个个由对话带出来的可能世界当中，并在每个可能世界当中扮演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比如一声“非礼呀”，就带出了一个关于美女和色狼的故事。所谓“现实身份”，其实就是我们在一个与技术环境耦合得最为紧密的世界中的身份，这一身份是最低的，因为它无法进一步现实化了。反过来，一些“理想身份”，如吟游诗人、萨满、上帝、佛祖、菩萨、仙人、真人、爱人，会更加崇高，因为它们带出了全新的可能世界，能够照亮我们的“现实”。

所谓协商公共事务，其实就是从眼前所寓居的条件出发，去自由地言说各种可能的世界。可是，在压抑的社会氛围当中，有了闲暇的人并不会自动承担思考可能世界这一重任，不会在对话过程中积极协商公共事务，因为不知从何说起，反而让原本压抑的心情更加压抑。

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仍然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就还是需要珍惜每一次对话的机会，在对话的过程中，努力地把自己最好的领悟言说出来，把那些融入了自己生命的领悟说出来，把“鲜花”赠予给每一个听众。反过来，如果我们仍然被“剥削”叙事支配，试图去回答一些注定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就只能陷入恒久的迷茫，因为开启未来意味着可能世界的现实化，所以愈是“符合现实”的故事，愈是不可能开启未来。

每个人都活在历史当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性来言说，而“剥削”叙事早已沉淀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很可能，我们自以为在非常真诚地言说，但在无意识中，我们的言说活动仍然在巩固陈腐的秩序。比如，生活在工业文明中的我们，很喜欢关注可操作性、关注效率、关注可测量性、关注可评价性、关注对话的结论……这些其实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工具理性。同时，又因为工具理性与工业时代的工作逻辑最合拍，所以我们常常会沉浸在工具理性当中，而遗忘了交往理性。在对话的过程中，即便我们对合作、协商、包容等基本原则产生了重视，最终协商的方案，仍然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方式给出。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蕴含了非常深厚的意向性，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会低估解放思想的难度，高估自己言说内容的品质。

我之所以喜欢发起读书会，其实也是因为，我认为书本是最美的鲜花，文本的意向性是最为澄明的，也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刺破“剥削”叙事的思想资源所在。每一本书当中都凝聚了作者的心血，特别是学术类的书籍，比如“牛津通识读本”、“三联新知文库”、“汗青堂系列”、“甲骨文系列”、“名家通识十五讲”、“科学元典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些书籍都显得比较专业，不够有趣，甚至有些艰深。可是，就解放思想而言，就健全理性而言，就充实我们的意向性而言，阅读这些书本是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的。反过来，如果我们缺乏勇气去阅读这些书本，我们就很难从沉重的历史中超拔出来，作者们的心血也被晾晒和辜负。

将成就上链

在之前，浩哥提出了“将承诺上链”的想法，试图借助区块链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特征，创造出一种信任机制，并试图以这种机制唤醒长期主义。这个点子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在想，或许，“将成就上链”能够激发大家阅读学术书籍的热情。

显然，阅读学术书籍，沉浸其中，理解作者的思想，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领悟，源源不断地创造美言嘉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充满荣耀的，充分展现了个人的智慧与魅力。

而对于每一个不习惯阅读学术书籍的人来说，学习阅读本身，就是一场有趣的旅途，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第一次重构一段话的论证结构，第一次悬搁自己的先见，第一次仔细阅读脚注和尾注，第一次掌握段落与文章主题的关系，第一次进入一个作者的思想世界，第一次感受到存在的领域，第一次与一个遥远的、甚至可能已经死亡的作者进行深度对话，第一次和身边的朋友辩论，第一次以复杂性的视域探讨公共事务，第一次领会到立言与不朽的关系，第一次产生想要留下一本书的冲动，第一次对某些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第一次感受到思想的自由，第一次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前人的思想……

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一些写得比较好的学术书籍，就有可能和作者产生思想的共鸣，在思想上找到一种归属感、家园感，接纳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视域。共读一本书的经历本身也是美好的，能够让共读的人建立思想层面的对话和交流，形成深度的共识。当然，我们不应该抱着形如“寻求共识”为目的来交流，因为一起读书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足以作为生活的目的。大家在一起，从可靠的文本出发，打开话题，然后自由地交流思想，充分彰显自我的独特性，把差异性充分地彰显出来，在对差异性进行讨论的过程中领悟到更深层次的统一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生活。

除此之外，对读书会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进行复盘、讨论和记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提炼出一些高光时刻，这些高光时刻可以通过文字记录下来，也可以通过上链的方式，成为社区发展历程中不可篡改的公共记忆。这样，就把线下的社区发展与线上的数字城邦建立了关联。

这种不可篡改性本身，是具有神圣感的，因为这意味着声名的不朽，除非整个社区被遗忘。而只要社区仍然吸引着新人，只要社区仍然有人维护，前人做出的卓越事迹，就能持续地照亮后人，让后人效仿和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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